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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的和谈:张治中的“乐观”

2015-07-01 来源:  作者:
摘要: 对张治中而言,这也许是最后一次和平的努力,蒋对此不寄希望,几乎已无话可说。而他回到南京的报告依然充满乐观,3月30日下午,立法院开全院秘密谈话会,邀请六个和谈代表来交换意见,只

 对张治中而言,这也许是最后一次和平的努力,蒋对此不寄希望,几乎已无话可说。而他回到南京的报告依然充满乐观,3月30日下午,立法院开全院秘密谈话会,邀请六个和谈代表来交换意见,只有邵力子和他两人发言。

张治中与毛泽东合影张治中与毛泽东合影

 作者:傅国涌

  “国民党廿年的统治,真同一场梦境,又譬如一戳戏,我们都是剧中的一些脚色。如今戏完了,梦也完了,心中有说不出的悲伤。”1949年到来的时候,南京充满了惊慌的气氛,国民党这只大船要沉了,不少跟随这个政权,有点地位和身份的人难免陷入沮丧当中。当年据说曾呈请通缉鲁迅的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、时为立法委员的叶溯中,1月12日对立法院秘书长陈克文这样说。那一刻,石头城内,到处弥漫着这样的情绪。1月19日,南京行政院作出派人求和的决议,与这种情绪是有关联的。(《陈克文日记》下册,“中央研究院”近代史研究所2013年,1192、1194页)

  要和谈,自然会想起张治中,让他出来做和谈代表。他曾三上延安,毛泽东来重庆谈判就是先到他家歇脚,他是“双十协定”上几个签署人之一,在国共问题上他一直是个主和派。在和谈的大戏中,他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。历史的亲历者、也是研究者左舜生即把他看做是三国时东吴的鲁肃。在野的傅斯年却看出和平已无指望。他在这年2月写给李宗仁的信中就说,张治中等先生的谈和平,“毫无办法,只是投降而已”。(《傅斯年遗札》第三卷,“中央研究院”历史语言研究所2012年,1861页)

  3月28日晚上,陈克文参加李宗仁那里举行的一个秘密谈话会,研讨和谈代表到北平后应该注意的各项问题,“邵力子对和谈前途表示悲观,张文白是相当乐观的。”(《陈克文日记》下册,1212页)

  这一天张治中致电蒋介石,要去溪口当面报告南京政府所定的“和谈腹案”,蒋对儿子蒋经国说:“他来不来无所谓。”次日,蒋经国日记说:

  “今天他竟然来到溪口了。父亲对他的态度非常冷淡,只邀他游览溪口附近的风景。我对张的理解也很深,他是一个没有立场的投机人物,一切已经成了定型,所以也不愿同他多谈。

  “张治中的准备投降,我们是老早预料到的。他前在南京曾托人向父亲转陈建议:希望父亲早日‘出洋’。……张之此种建议,好像是为共产党借箸代筹,不但是毛泽东所乐意的,……像这样的人,到北平后,如不投降,那才是奇迹呢!”(《蒋经国日记》,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,222-223页)

  对张治中而言,这也许是最后一次和平的努力,蒋对此不寄希望,几乎已无话可说。而他回到南京的报告依然充满乐观,3月30日下午,立法院开全院秘密谈话会,邀请六个和谈代表来交换意见,只有邵力子和他两人发言,他的讲话时间最长,也最精彩,博得不少的掌声和笑声。他最后说,刚从溪口回来,蒋对他表示,绝对不干预和谈的事,决定以在野身份协助李宗仁、何应钦两先生实现和平。“这一番话,尤博得全场的兴奋。”(《陈克文日记》下册,1212页)

  1945年10月,他在重庆就是乐观的,当毛泽东即将回延安前,他在主持欢送大会时说:“总之前途是乐观的,可以圆满解决的,毛先生日内要回延安,过去曾奉令迎来,这次仍将奉命送回,以表最高的敬意。”毛泽东留意到了他的“乐观”,在告别词中也说:“团结和建国的问题,诚如文白(张治中)先生所说是乐观的,必须解决的一直在友好空气中商谈……”这些话白纸黑字,都登在当时的报纸上。(《浦熙修记者生涯寻踪》,文汇出版社2000年,208页)

  他生平经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,从不同角度去看,也会有不同评价。与他多年共事的王世杰对他在新疆主事时的作为就颇为不满,1947年5月19日的日记说:“予觉新省之事因张治中之无能无胆,日趋于不可收拾”。又在6月9日说:“一年以来,张文伯主持新疆,对苏联一味迁就,在军事、政治方面均然。”(《王世杰日记》上册,“中央研究院”近代史研究所2013年,862、866页)这些私下的非议,他本人未必知道。他其实也很看重别人对他的评价,比如抗战时期的那场长沙大火,吞噬了至少三千多人的生命,将一个老城几乎变作了焦土。郭沫若的回忆录《洪波曲》涉及长沙大火的责任在他,当时他是湖南省主席。他就接连给郭沫若写了二封信,要分清责任,把1938年11月12日接到蒋介石的“文侍参”电都拿出来了,并以其他事实证明此事完全在他的意料之外。他为此背负了沉重的包袱,包括到上帝面前寻找安慰。无论责任在谁,在这件事上,他是一直乐观不起来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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